飒姐团队收集的涉币刑案公开判决书2000+，其中，组织领导活动罪409个，占比最高。该罪名频繁在币圈出现，是办案民警十分关注的罪名，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刑法第224条之一组织领导活动罪。与大家一起研习，厘清行为边界，减少案件发生，节约司法资源。
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犯罪
根据两高、部2013年11月《关于办理组织领导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方式的“团队计酬”，即便是形式上符合三级30人的要件，但也不能按照犯罪处理。但是，对于表面卖商品，实质上“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活动，应当以刑法第224条之一定罪处罚。
声音 | 肖飒：区块链整顿行动已开启，地方中小型涉币交易所将是重点:金色财经报道，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我们了解，监管部门从未停止过组织学习区块链相关技术原理和应用的培训。区块链技术探讨会和币圈涉案研讨会上，也时有监管部门的研究人员等现身分享。而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先后处理过多起涉币刑案、涉交易所刑案等的咨询。能够看到，区块链技术正规军‘出山’，‘剿匪’行动已先行。结合我2014年办理的广东省首例比特币案件至今，币圈链圈涉嫌刑事犯罪的主要罪名有：罪、集资罪、非法经营罪、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地方上中小型合规性较差的涉币交易所或成为‘首选’打击对象。”[2019/12/19]
也就是说，罪与非罪的“质变”差别，不在于表面上的团队计酬方式，而是在于是否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通过“拉人头”取“入门费”。
声音 | 肖飒：区块链技术需谨慎嫁接\"跨境支付\"项目:今日律师肖飒发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她表示，区块链技术参与非法跨境支付，属于“其他”范畴之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情形，区块链技术团队如果掺和进一些非法跨境支付结算业务可能会面临帮助犯的尴尬局面。因此建议在内地保留区块链技术团队，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从事类似业务，在现阶段更稳妥。[2019/2/1]
在币圈类似案件中，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先要解决，销售的某个token到底是不是虚拟商品，有无财产属性，还是仅为犯罪道具；其次，币圈案件行为方式多表现为“挖矿”，奖励方式不一定是直接返币，而可能是加速挖矿成功的进度，这会不会影响案件定性，值得探讨。
声音 | 肖飒：在中国，STO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还可能会构成犯罪:据新浪财经消息，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在清华x-lab公开课上作了《区块链应用创业的法律边界及案例分析》的演讲，分享了STO，中国法律将怎样对待、“区块链”新规解读与未来趋势、区块链项目落地需要注意细节、区块链项目到底能不能发币、区块链与ICO的风险五个部分。肖飒表示，在中国，STO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还可能会构成犯罪。未来如果中国的证监会对STO和ICO进行监管，将会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对证券的定义宽泛了。[2018/12/22]
2013年对于BTC的法律定性已然清晰，即比特币属于特殊的虚拟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以团队计酬方式进行比特币挖矿，在中国法项下，很难定性为组织领导活动罪；但是其他币种，尚未到交易所的非主流币没有公允价格，适用人群窄，很有可能会被定性为犯罪工具，从而将组织者和领导者引入犯罪圈之内；对于ETH，飒姐个人倾向于将其与BTC归入同一类；但对于狗狗币之流，有可能会被认为类似非主流币而归入犯罪工具。
声音 | 肖飒：虚拟货币监管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据中国证券报消息，近日，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认为，虽然马耳他议会通过三项法案，将区块链技术监管框架纳入法律，德、韩、日、美等国相继出台对加密货币利好政策，但毕竟虚拟货币在市场发行的ICO项目、活动多发，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和社会秩序。“虚拟货币监管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探索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之上的科学的监管举措，探索合理监管机制之下市场的有序运行。”[2018/9/25]
难点在于，返利方式并非直接给币，而是给予一种加速的权利，如果这种加速很难折算成财产，则构成刑法第224条之一有法律障碍。学理上，我们可以类比贪污贿赂案件中“三陪女服务”也是财产性利益，但司法实践里，还是要严守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将加速权排除在组织领导活动罪的“计酬”和“返利”之外。
根据司法解释，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盖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取财物”。
首先要注意的点是：参加人员是否自我感觉被或没被，不影响认定“取财物”。
其次，取财物并非虚置，而是要从金字塔结构来看，要想维持组织生存，就要找到下一个击鼓传花的冤大头。按照复利计算，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不够组织发展下线，因此，通过发展下线拉人头的方式，维持组织生存是必然失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此心知肚明，还继续许诺给予回报，拿走他人入门费，这就是取财物。
然而，币圈案件略有不同，倘若组织者不给参与者承诺回报，而参与者也明知没有确定回报，而只是为了拿到token去交易所博一博收益，参与者赚钱赔钱都是来自于交易所的交易获利，那么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飒姐了解，项目方与交易所签署抽屉协议找量化团队“托市”已是公开的秘密，倘若组织者领导者与交易所操纵币价，则还是“取财物”；倘若查明，组织者并未与交易所勾结，虚拟币由于自身的“通缩”或者稀缺性被炒作翻倍，则不能将板子打在组织者身上，起码不能按照组织领导罪定罪处罚。
有法币（含外国法币）的加密资产涉刑案件，经常出现组织领导活动罪与集资罪“想象竞合”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根据刑法的基本处理原则，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
翻看法条，我们会明显看出，刑法第192条集资罪更重（当年该罪还有死刑，直到后来刑法第199条废止），也就是说倘若币圈案件涉及法币，应该大量被定性为集资罪，而不是409个案例被最终判决为组织领导罪。
个人认为，理由有三：一是对于加密资产、数字代币的法律性质，把握不准，不知道是否需要按照财产法益进行保护；二是有一种司法观点从知识产权犯罪延伸出来，即他人占有不足以完全让所有者的权利灭失，但显然私钥为王的加密界，这种传统知产犯罪的理论不能适用；三是司法鉴定机构对于加密资产的定价十分困难，飒姐承办和接触的案件中，有按照行为时三家主流交易所均价给加密资产定价的先例，但是更多司法鉴定机构担心币价不稳，影响其公信力，因而拒绝做鉴定，导致没有犯罪数额，只能排除集资罪，用组织领导活动罪定罪处罚。
市面上也有传闻是关于组织领导活动罪，罚没相应加密资产升值等，讲真，接管一堆不知道啥时候暴涨暴跌的“雷”，并非美差，更何况还出了四川链某事件，各地办案机关还是十分谨慎的。
郑重声明：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 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