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货币相关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经营主体多设立于海外，而经营行为多发生于线上，相较于书证、物证等传统证据，跨境电子证据成为该类案件的主要证据组成。通过撰写本文，飒姐团队希望向各位读者介绍关于电子证据的基础规定以及跨境收集电子证据的实务情况。
在中国法中，电子证据又被称作“电子数据”，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大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电子证据”与“电子数据”的说法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概念的出发点不一样。电子证据侧重于从该类证据的载体进行定义，即“由电子信息技术应用而出现的各种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及其派生物”。电子数据侧重于从该类证据的本质属性进行定义，即“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
央行上海总部：警惕以“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理财局:金色财经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今日发布题为《金融投资防术，你必须掌握的实用技能》的文章，文章提到11种情况的理财要当心，其中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慈善”“互助”“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理财均为理财局，投资者需要避开投资陷阱。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不要盲目相信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官微）[2020/5/12]
需要注意的是，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不属于电子证据。确有必要的，对相关证据的收集、提取、移送、审查，可以参照适用电子证据的有关规定。
动态 | 2015年12月至2019年5月，朝鲜涉嫌对至少17个国家的虚拟货币交易所等进行了35次网络攻击:据《朝日新闻》报道，联合国安理会下属的“对北韩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发布报告称，朝鲜在2015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涉嫌对至少17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和虚拟货币交易所进行了35次网络攻击。根据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朝鲜侦察总局在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攻击了位于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地区的五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盗取了共计5.71亿美元的资金。（Coinpost）[2019/8/5]
在种类上，电子证据的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电子文件：（1）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2）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3）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4）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声音 | 麻省理工Brian Forde：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交替使用不正确:据Coindesk消息，麻省理工学院数字货币计划的创始董事Brian Forde表示，了解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的活动贡献的范围非常重要。 世界上近40％的人口不使用加密货币。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这两个词交替使用是不正确的，虚拟货币是最广泛的名称。加密货币用户不会成千上万。[2018/11/5]
1、固定境外公开数据
第一种是浏览服务器连接的境外公开网页，通过截图、录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网页数据作为电子证据，这是“境外服务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类取证方式，常与其他跨境电子证据取证措施同时适用。
央行条法司研究者吴云：堵虚拟货币堵不住 等于放弃了监管权:虚拟货币高边疆给中国提供了问鼎国际货币主导权的弯道超车机遇，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运用场景使得中国可以引导全球虚拟货币走向，堵虚拟货币不仅堵不住，而且等于放弃了监管权，撬动中国的运用场景优势，将中国监管权附着于虚拟货币高边疆，从而问鼎国际货币主导权，在前个阶段对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打击、清理的基础上，应当建立监管规则，重建规范市场，开正路堵邪门，既控制虚拟货币泡沫化对中国的影响，又要建立监管规则植入中国国家权力。吴云于2015年考入中国人民银行，就职于条法司主要从事金融监管体制研究、金融监管相关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后转入反局主要从事反国际合作业务。[2018/2/14]
取证过程通常由机关网安部门工作人员在线提取而后出具网络在线提取笔录作为法庭证据。如“国某、罗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宁市局网安民警通过在浏览器中输入国某等人宣传的境内网址转入购买网络攻击软件神盾DDOS的境外网址“youka．la”，最终查询到网站服务地址注册人为国某，从而证明了国某的犯罪行为。参见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青0104刑初41号2、登入涉案服务器并提取数据
第二种是通过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进行远程勘验提取境外服务器数据。机关在前期侦查中获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台的账户和密码，而后由机关网安部门工作人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平台，获取境外服务器数据。
这种跨境电子证据取证方式常常适用于为他人提供互联网犯罪平台的“帮助犯”案件取证中，通过输入账户名、密码进入平台能够准确获取平台注册会员数量、平台被使用次数等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
如“方某某等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如东县局对境外VOS平台数据进行远程勘验，发现分子通过方某某提供的198平台拨打电话的次数。参见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苏0623刑初368号。
3、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数据
第三种是技术侦查，由专业人员采用技术手段获取境外服务器内存储的电子证据，而后形成电子证据检验报告或电子证据司法鉴定报告作为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从裁判文书来看，这里的“专业人员”一般是机关网安或技侦人员，如“滕某辉、滕某萍组织、领导活动案”中常德市局网安部门从滕某辉、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务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网站注册的三个会员号，以及各会员号发展的下线人员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网检［2015］第409号电子证据检验分析报告”作为法庭证据。参见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湘0781刑初70号。
也可能是专业电子证据鉴定机关的技术人员，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经营案”中，上海弘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的境外服务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软件的数据进行固定，提取到1110条用户信息，153384条交易记录，并出具“上海弘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2016）物检字第36号司法鉴定”作为法庭关键证据。参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冀08刑初11号。
飒姐团队认为，对于辩护人来说，知晓证据的获取方式与思路是有效质证前提。在分析电子证据的内容之前，其形成时间、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况均是我们做出合理怀疑的重要途径。因此，了解侦查机关调取境外电子数据的方法与渠道亦是必要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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