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量激增的当下，技术人员正处在刑事犯罪的风口浪尖，一步踏错便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故分享真实案例一则，供读者学习，扫除知识盲区。
案件事实
2019年7月至10月，江某通过互联网联系A公司销售部经理即被告人卢某，提出订购虚拟币交易软件，并明确要求该交易软件须带后台操控价格走势的功能。A公司按流程，在得到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蒋某的认可后，由销售部的被告人苏某、卢某，项目部的被告人郭某、宋某，技术部的被告人杨某等相关人员组成团队，为江某先后制作了两个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交付江某使用，并为平台后续运行提供技术支持。江某利用上述两平台，伙同他人以投资虚拟货币赚钱的方式，利用软件后台操控功能，取包括10余名被害人钱款，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Messari：区块链技术将推动“梦幻体育”行业:金色财经报道，数字研究公司Messari表示，随着电子竞技这样的“数字原生”生态系统继续与区块链技术协同合作，“梦幻体育”（fantasy sport）等行业将为大规模采用做好准备。研究员Mason Nystrom认为，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促进粉丝在这个快速扩展的市场中的参与度。[2020/11/17 21:00:35]
判决结果
被告A公司及被告人蒋某、苏某、杨某、郭某、卢某、宋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情节严重，其中A公司系单位犯罪，被告人蒋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苏某、杨某、郭某、卢某、宋某系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动态 | 币安将采取“保守”方式推进Venus 优先考虑监管合规而非技术开发:币安表示，在吸取了Libra的教训之后，该交易所将在处理Venus项目时采取不同的做法。币安联合创始人何一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我们想在一个国家推出Venus，我们将确保其符合规定。” 文章还提到，币安将采取“更为保守”的方式推进该项目，优先考虑监管合规，而非技术开发。币安可能会为Venus创建一个新的开源区块链，而不是使用币安链。币安愿意放弃一些商业利益，以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不过计划尚未最终敲定。（彭博社）[2019/8/30]
争议焦点
公司技术人员杨某从事职务范围内的开发工作，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能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动态 | 四川省政协委员建议提前布局区块链技术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据四川日报消息，1月13日，四川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针对第三方支付、网络大众筹资、大数据金融等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有委员建议尽快完善互联网金融法规建设、建立统一的征信标准及共享机制、创新监管体系和强化行业自律，同时提前布局区块链等新兴技术。[2019/1/13]
法律分析
中立帮助行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一般需要而提供的，从外观上看，常可以反复继续实施，具有匿名性、可替代性的业务行为，其讨论的问题是：当行为人客观上帮助了正犯时，是否成立帮助犯？
关于中立帮助行为，存在着不同的学说，一般认为折中说比较恰当。折中说认为如果法益侵害已经达到紧迫程度，或者帮助者对法益具有保护义务，再或者超出正常业务活动范围，并且帮助行为对法益侵害起到了明显的帮助，主观上对此也具有认识，则可以成立帮助犯。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帮助者与犯罪人存在意思联络，即便提供的是业务上的帮助，也不再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因为此时已经不再“中立”，而是进入了犯罪一方的阵营。
现场|Zachary：中美技术各有优势 更关注区块合作:金色财经现场报道，6月27日在圣何塞会议中心举行的Blockchain Connect会议上，Wing合伙人Zachary DeWitt在谈到中美之间区块链技术上的异同的时候提到，中国其实已经有很多区块链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中国在挖矿、价值交换等方面很有优势，美国则更注重智能合约等方面发展。Zachary提出，希望在区块链领域中美两地能够增加合作，共同构建区块链生态。[2018/6/28]
那么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呢？根据裁判结果可知，答案是否定的。在本案中，虽然从事软件的开发是被告人杨某的工作，但是开发设计可以在后台控制价格走势的虚拟币交易软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业务活动范围，且在客观上杨某帮助设计的交易软件被他人用以从事活动，对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帮助作用，难以成立中立帮助行为。所以，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客观不法行为，即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
故而，被告人杨某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明知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性认识，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因果性的认识只存在于结果犯中，而行为犯中只有行为性认识。确知的情况无需过多讨论，本案主要涉及的是应当知道的问题，即是否能够根据案件事实推定被告人杨某知晓对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其内容的判断是按照一般的社会生活常识来确定的，也就是一般人或者处于同样情景下的人员能否产生这样的认识，而不能按照法律或者其他专业知识来衡量，这也正是所谓的“外行的平行评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可知，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所设计的软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手机软件，该软件可以在后台随意控制虚拟币的价格走势，这也就意味着他人在购买平台的虚拟币后，A公司可以随意通过技术操作将他人的投资钱款纳入囊中，在社会一般人看来，这样的“后门”就极有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更何况是一直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杨某，并且A公司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甚至在该平台之后的运行过程中继续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此过程中，对于A公司使用平台的情况会有所了解。
所以即使所设计开发的软件并非专门用于违法犯罪，存在合法使用的可能性，在有其他证据支持或者可根据一般人的认识进行推定，仍可构成明知。杨某应当知道A公司利用该平台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仅以其为公司技术人员对此等情况并不知情来辩解，难以让法官信服。
综上，依据法院的判决可知，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并非中立帮助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写在最后
技术本无过错，但有错误的选择，一步天堂，一步地狱，人们需要认识到网络信息领域不是法外之地，技术身份更不是免死金牌。希望今天的文章可以给读者以启示，评估法律风险，规范自身行为。
郑重声明：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 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