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芯片的大讨论，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经过这几天的舆论轰炸，一个街头小儿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诉你，为了产业供应安全，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中国走上高端产业链，赚取高附加值。但是，这些说法真的没有问题吗？
虚假的恐慌
这一次中兴事件，很多人说，芯片上被“卡脖子”，产业不安全。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一次事件证明了商业芯片的供应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国不明白中兴事件背后的复杂性、性吗？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只制裁中兴，没有涉及其他厂商。这是因为美国在短期内全面断供芯片，不光是对美国经济，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在上并不可行。
如果把当下建立在信息产业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看做一个生态的话，那么，在这个生态中，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力量庞大，但食物链底层的植物、细菌，没有它们，这样的生态也会立刻遭到灭顶之灾。
软银将芯片集团ARM出售给英伟达的交易宣告失败:2月8日消息，软银以660亿美元的价格将芯片集团ARM出售给英伟达的交易宣告失败。（鞭牛士）[2022/2/8 9:37:10]
实际上，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后，制裁的范围从国家缩小到公司甚至个人，一方面，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制裁可以精准打击，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后，投鼠忌器所致。这不正是所谓的“我就喜欢你看不惯，还必须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吗？
所以，比较优势导向下的国际分工相互绑定，提供了一种稳定机制。所谓卡脖子、芯片封锁中国、中国产业安全受威胁、屈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会。一开始，这种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面，误会某种程度上被煽风点火，利用了。
长期上看，国际分工为资本带来了更多利润，这驱动了全球化，形成生态依赖。特朗普也只是想苹果回美国建厂，也没想过违背资本意愿，把整个手机生产体系都搬回美国。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出于目的的封锁芯片，以毁掉中国手机、电子产业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所以，自己搞芯片，不管是短期与长期，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并不存在急迫的需求。至于国防用途的芯片，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大部分的军用电子元器件自给率已经接近80%。而对民用消费来说，即便现在正在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也能买到苹果手机与电脑。
嘉楠科技关联企业对深圳高锐提起芯片专利侵权诉讼:11月4日，纳斯达克上市企业嘉楠科技的关联企业上海嘉楠捷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正式向成都中院提交起诉材料，指控四川因币美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高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其专利权，要求该院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人民币九千万元。民事起诉状中提及，嘉楠信息购买了相关产品并进行了分析比对，发现深圳高锐研发、制造的以及四川因币美销售的部分产品使用了案涉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落入案涉专利的保护范围。两公司未经允许而实施案涉专利技术的行为，涉嫌侵害了嘉楠信息的专利权。（第一财经）[2021/11/5 6:32:30]
当然，长期不能仅仅立足于安全。目前，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每年芯片进口达20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商品。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芯片，往产业链高端走，到国际市场上去赚钱。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短期内赶超，却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能做好风投吗？
从赚钱角度，市场自然会选择最佳的途径和时机。芯片不是不计成本的国家工程，而是需要批量生产，面对竞争的市场行为，这就需要整个产业链的积累，并非一夕之功。很多人批评当年下马“运十”，并以现在的大飞机为反证的例子，殊不知，几十年过去，中国的制造业已今非昔比。
中芯国际：目前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供不应求:中芯国际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供不应求。公司2021年一季度整体产能利用率达到98.7%。根据公司今年的CAPEX支出计划，拟扩建1万片12英寸和4.5万片8英寸晶圆的产能，以满足更多的客户需求。（e公司）[2021/7/7 0:34:00]
就在这几天，倪光南院士当年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的梁宁女士的文章刷屏。她的结论是，政府机构太害怕失败，所以无法搞出芯片。她给出的办法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然而，市场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失败堆积出来的，但本质上，绝不是源于“允许”失败，恰好相反，是每一个人竭尽全力避免失败，但为了赚钱又不得不去尝试，承担失败的风险。共享单车烧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害怕失败的投资人，而不是允许失败的官员。
一家风投，当然会遭遇失败，但绝对不会到市场上随意去投两家，而要做尽调、访谈、市场分析、行业研究等等。因为要对股东的钱负责，对自己的钱负责。这种负责会落实在具体的激励机制上，甚至要求决策人跟投。
金色相对论 | 周竞一：asic芯片对于推动中国芯片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期金色相对论中，华为企业战略周竞一表示：矿机所使用的asic芯片，也即固定算法芯片。和手机所使用的通用芯片设计难度隔着好几个量级。直接对比研发投入比较直观，华为海思成立十数年，目前2万名左右专业工程师，每年都有百亿级研发投入，才堪堪达到一流芯片俱乐部。高通则保持每年50亿美元左右的研发投入。asic芯片隶属于半导体行业的下属分支，低研发高需求，对于开拓国内的芯片生产产业，平摊行业整体的生产成本，进而提供资金促进研发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asic进一步的应用场景，ai行业。嘉楠耘智利用矿机利润促进asic挖矿芯片研发，再进而促进ai芯片研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通用芯片设计，目前还够不到这个高度，但国内的圆晶厂，最起码是因为矿机芯片，得到了不少注资的。当下芯片的使用领域集中在pc（亿级）和移动终端（10亿级），设计工艺，生产工艺，专利壁垒都集中在高通三星等个别企业，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方面的优势。随着5g的到来和技术的持续发展，使用场景会向下延伸，市场蛋糕会转向物联网，ai等专业芯片。这些可能是近些年中国公司的着重发力点。[2018/8/24]
如果官员做起了风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风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风投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需要切断权力来源，以免官员用权力来促进自己所投项目的虚假繁荣。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官员吗？
动态 | CoinGeek获得独家销售Squire新款ASIC芯片和矿机的权利:Squire矿业公司近日与另一家矿业公司CoinGeek签订了独家经销商协议。根据协议内容，CoinGeek将获得向BCH和其他数字货币矿工独家销售、推广和分发Squire新款ASIC芯片和矿机的权利。[2018/8/15]
采取官办风投，允许失败，只会产生大面积的注定的失败。以新能源车补贴为例，93家汽车企业有72家均涉补，金额高达92.7亿元，这么大规模长期的取补贴，最后，居然无一刑事责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败的特性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的本质特征。既然如此，那就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获得国际市场的前提是什么？
中国进口的芯片，大多数都是制成成品后出口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来消化芯片，消化自己的产能，搞自己的芯片赚钱，也是基于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过，获得这个市场有很多国际通行的前提条件。
比如市场原则；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互相依赖；比如遵循约定；那么，当中国以非市场的方式，全力投资芯片，把产业链全都集中在国内，在当下国际贸易紧张的氛围下，反而会引发反弹，导致国际市场缩小。在最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全面对抗，那么，芯片断供与国际市场关闭，对中国的影响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自主芯片赚钱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
这一次中兴被制裁，中国没有打算报复苹果，正是因为苹果的供应链、苹果软件开发者、苹果云都在国内。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手机生产体系，全是自主化的，这样的手机，最容易成为狙击的目标，只能在国内销售。
在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层的条件。中国的芯片产业，存在客观的制度障碍。撇开商业试错、在几十年形成的生态之中，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的困难不谈，最简单的一个理由，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软件里的信息政府看不得到吗？这些问题美国当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国的信息产业，不管软硬，走出去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实际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预言，而是事实。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前提条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对此的种种不满，明面上指向美国，实际上指的是世界。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巨额补贴不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于非市场化方式招致反弹，并不能帮助中国企业去国际上赚钱，反而会帮倒忙。
情怀与补贴
热烈的舆论，最终指向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内人士，这中间，有真诚的情怀。科学家、理工科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这种情怀。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涉及到的资金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巨额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使得理工科知识分子更加倾向国家主义，呼唤国家投资。
不过，还有很多情怀背后，是对补贴的贪婪。面对任何“为了国家利益”的话语，都要把国家这个词拆分为更多、更细、更具体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被国家二字所掩盖的事实与真相。国家去高端产业赚钱，这句话并不精确，实际上，不是国家，而是芯片行业、行业精英赚到更多的钱，而老百姓为此做前期的风险投资。
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家一般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基于财政预算的，则会显示出家国情怀，甚至通过公关定位，给自己加上意识形态色彩。这相当于在意识形态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无论哪种情怀都忽略了出钱的主体：老百姓。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热血沸腾的情怀，在现代意义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任何决策，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代价。国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国家要投资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块的税，或者少200块的医疗。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钱的地方却不只这一项，教育、医疗、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旧房改造。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Jucunda给NASA的Ernst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修女问：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Ernst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来被命名为《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释。
一艘火星飞船能让多少孩子吃饱，一块芯片能救多少个白血病孩子，这样的问题，应该问，必须问。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能遏制国家主义、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怀。然而，一个美国人能为自己国家的预算向一个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释，但现在，情怀似乎要压倒一切。
这种情绪化的舆论推动的公共预算，并不是国家之福。少数人喊出的国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压倒科学、审慎的多方讨论与权衡。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说，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虚夸大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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