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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格物·货币」中国货币简史<上>
「格物·货币」中国货币简史<中>
Ⅴ大突破大变革:纸币
在金属铸币垄断中国货币史千余年之后,终于在北宋时期迎来了一次大突破、大变革——纸币交子诞生,中国的纸币时代开启。
其实,在唐代时,古人们已有使用纸币的尝试——“飞钱”,飞钱是一种异地汇兑票券,是纸币的雏形。
北宋初期,当时四川地区使用铁钱,面值小,重量沉,不便携带,使用起来极为不便,特别是用于大额交易或者商旅远行时。于是商人们发行了一种纸质的兑换券,即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可兑换成铁钱,代替铁钱流通使用,极大方便了交易。交子的诞生,是建立在宋朝繁荣的商业沃土之上,是民间商人的智慧成果。
▼图:北宋交子,来源于网络。
后来商人的交子不能兑现,由宋政府出面干涉,并将交子改为官办。宋仁宗天圣二年在益州设交子务,次年发行官交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纸币。官交子分界发行,三年一界,届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
如果民间交子只是货币形态、材质、铸币技术的重大突破,那么官办交子,就象征着一次深刻的货币史变革。官交子的问世意味着纸币正式获得官方认可,中国货币史从单一的金属铸币时代,进入到金属铸币、纸币共存的时代,奠基了之后的单一的不可兑现的法定纸币时代。
宋政府将民间交子快速采用转为官办,并不是出于对新事物的热崇,而是在财力空虚压力下的应急之策。北宋常年受辽国侵扰,不得不养重兵以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而发行纸币正在能解决财政赤字之忧。
官交子最初发行时,以四川铁钱为钞本,但是十几年之后宋仁宗庆历年间,宋政府就开始发行无钞本的官交子,到宋神宗熙宁五年以后,两届交子同时流通,交子发行量过大,由此产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纸币贬值。此后,为募兵筹饷,官交子越发越多,交子继续贬值。纸币无钞本发行、数量滥发,均是政府利用纸币无偿剥取民众财富的工具,因而,官方纸币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掠夺性。
宋徽宗崇宁四年,宋政府在部分地区发行了一种新纸币“钱引”,四川一时仍用“交子”,交子的流通并不广泛。1107年,宋政府将“交子务”改名为“钱引务”,1109年,将四川交子改名为钱引,发行不置钞本,旧交子不许兑换。
1127年宋政府南迁后,为补充军费,大肆增发钱引,造成钱引贬值。南宋时,除了四川钱引外,还有其他纸币,有一类是“关子”,关子最初使用时类似于唐代飞钱,也是一种汇票性质的纸币,关子也分好几种;还有一类是“会子”,会子产生于民间,1160年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地区,后来通行各路,会子流通最广。此外,南宋还有一些地方性纸币,仅在两淮地区流通的“两淮交子”,还有在湖广地区流通的“湖广会子”。
WSJ:Binance全球法币业务负责人Helen Hai已离职:9月6日消息,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自2018年以来一直担任Binance高管职务的Helen Hai已离职。Hai最近负责领导Binance的全球法定货币业务,该业务涉及与支付处理公司和银行合作,确保客户可以将美元和其他传统货币兑换为数字货币。由于Binance遭到金融监管机构的调查,一些法币服务提供商已经与该交易平台断绝了联系。
目前,Helen Hai领英页面仍显示其担任Binance全球法币业务负责人和Binance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两个职务,尚未离职。[2023/9/6 13:22:08]
▼图:南宋时期关子,来源于网络。
▼图:南宋时期会子,来源于网络。
南宋时期,会子滥发非常严重,到嘉定二年时,会子流通额较1168年时已增加至41倍,会子快速贬值50%,之后会子继续猛增发行量,开启疯狂贬值,形成超级恶性通胀,到南宋末年时,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
另外,宋政府每次新发一届纸币,总规定新纸币兑旧纸币为一比几,比如:新纸币100文值旧纸币1000文,这就相当于旧纸币币值一下缩水了90%,民众的财富蒸发了90%。这种新钞换旧钞比例兑换的方式,是宋政府面对通胀恶化的“亡羊补牢”式的挽救措施,但之后又因滥发而致“破牢百洞”,宋政府信用崩溃。有学者预计,如果按南宋政府最初发行的会子和南宋末年的会子作对比,通胀高达亿万倍,南宋会子贬值是中国货币史上最严重的纸币贬值案例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
南宋时,雄踞北方于宋政府形成对峙的金国也在学习汉宋发行纸币。金国发行纸币叫做“交钞“。
海陵王贞元二年,设交钞库,发行交钞,按面值分十等,以七年为期,到期以旧换新,后改为无期限。交钞的形制基本仿自交子和钱引。
贞元二年发行的交钞数量并不大,自1189年起,交钞开始贬值,金政府废止七年新钞换旧钞的惯例。1193年时,金政府发行官俸全用交钞,导致发行量大增,通胀日益严重,一时间,交钞在民间遭到抵制和非议,金政府为了继续推行交钞,严禁议论钞法难行,并强制民间大额交易必须用交钞,不能用铜钱,商旅携带铜钱,也不得超过十贯。后来,金政府发行交钞越来越多,还发行超大面值的交钞,最大面值有一千贯,大面值交钞继续狂贬,民间交易只用铜钱,但金政府依然强行要求用交钞。
金晚期时,还发行了“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等纸钞,不过均以急剧贬值而告终。从1193年到1234年金灭亡,这四十年间,金政府发行的纸币累计贬值至少百万倍,与当时的南宋会子一起,一并列入中国货币史上最严重纸币贬值“双典型案例”。
爱交易宣布将业务主体迁至香港:据官方消息,7月25日,香港数码港Web3 Big Demo Day活动如期举行,爱交易作为战略合作方在会上宣布将业务主体迁至香港,开启全球化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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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在诞生的前两百年里,人们对纸币的认知并不深刻,只是它相对金属铸币的便利和优势,但不知道它潜藏的巨大缺陷。纸币相对于金属铸币,它具有无实用性和无限发行性,一旦被政府掌控,它就会变成一种政府掠夺民众财富的合法工具。而滥发纸币反过来也会摧毁政府信用,导致币制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政权颠覆。
如果把宋金滥发纸币的归罪于对纸币的懵懂认知期,那么元朝时,人们对纸币的认知就很清晰了,元朝汲取了宋金发纸币的教训,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而且,元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盛行纸币的时期,元政府在全国主推纸币,流通中大部分都是纸币,白银较少,铜钱更少。
元朝早在大蒙古国时期,就已经受宋金的影响发行纸钞了,在忽必烈年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前,已发行有太宗银钞和宪宗银钞。1253年时,元宪宗设立交钞提举司,专管行钞事宜。
1260年忽必烈登基后,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位,两为单位,交钞二两值白银一两。同年十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按面值分十等: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三百、五百文和一贯、二贯,宝钞一贯等于交钞一两,二贯值白银一两,后来统一以两为单位,一两即一贯,五十两为一锭。以前旧钞以中统钞兑收,元灭金和宋后,也将宋金旧钞以中统钞兑收。中统钞在整个元代始终通用,在流通中占主要地位。1275年,元政府发行小额厘钞,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种,三年后停印。
▼图:中统元宝交钞,面值“一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287年,元政府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按面值分十一等,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两者并行,至元钞两贯当白银一两,二十贯当黄金一两。
▼图:元代至元通行宝钞,面值“贰贯”。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元政府为配合发行至元钞而颁布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款,是中国最早的较完备的币制条例,对后世的纸币流通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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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中规定了:元中央政府垄断纸币发行权,严禁私人伪造,对伪造者处重刑;宝钞为唯一法尝货币,严禁金银铜钱流通,民间不得私自买卖金银,把金银集中于官库;设立钞券提举司,专管印钞、发钞事宜,并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形成完善的纸币专管机构;发行宝钞前拨付足额钞本,钞本由各地官库保管,官库还负责掌管金银的买卖;制定钞与银、钞与铜钱、钞与钞,新钞于旧钞之间的倒换官价;官私各种支付都可用宝钞,让宝钞通行全国等。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完备、缜密,其中许多思想都是非常前沿和正确的,对后世各代政府的法定纸币发行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另外,元朝国土辽阔,纸币流传至国外,且被国外效仿发行,如印度、日本、波斯等,纸钞发行和流通的思想也广传播海外,影响着世界纸币史的发展。
元代虽制定了完备的纸币制度,但是并未能逃过滥发的命运。蒙古大军常年对外扩张,财力极虚,因而滥发纸币成为必然之选。
中统钞的贬值显现于1280年,随后几年,物价高涨,人们生活困难,于是才有1287年的至元钞,至元钞以1:5的面值比例兑换中统钞,说明物价已经至少涨了五倍。至元钞发行之后,和中统钞并行流通,而且元代发行纸币不分界、不定期限,因而新钞、旧钞同时流通,导致流通中的纸钞不断累积,成倍增加,通胀恶化。
1309年,元政府发行“至大银钞”试图挽救贬值危机,至大银钞按面值分十三等,最小二厘,最大二两,每两等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黄金一钱。同时,还恢复使用铜钱。不过,至大银钞三年后被废止。同时,至元钞的滥发仍在持续,到1329年,流通中的纸钞较1287年时增加了六七倍,而相比1260年时增加了30-60倍。
除了滥发纸钞,元政府还自毁行钞法令,钞法遭到破坏,民间也存在私造伪钞的现象。
元末1350年时,元政府再次试图挽救纸钞,发行“至正交钞”,无钞本,不兑现。不过至正交钞还是被滥发,物价继续飞涨。
元朝虽然完备的纸币制度,但是由于执行不力,政府滥发,引发社会动荡,农民起义,最终自食恶果,元朝覆亡于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之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洪武八年,设宝钞提举司,下设钞纸、印钞两局及宝钞、行用二库,颁行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按面值分六等,有:一百文、二百五、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政府发行的纸钞不能兑换成金银,金银只能卖给明政府兑成纸钞。洪武二十二年,增发五种小面值“大明通行宝钞”,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
▼图:“大明通行宝钞,面值一贯,桑穰纸印刷,呈浅青色。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Binance将于4月6日15:00对以太坊网络进行钱包维护:4月5日消息,据官方公告,Binance将于2023年4月6日15:00对以太坊网络(ERC20)进行钱包维护,维护大约需要两个小时。钱包维护期间,以太坊网络(ERC20)上的Token交易不会受到影响。充提币将于4月6日14:55起暂停,维护完成后重新开放充值和提现服务。[2023/4/5 13:45:23]
大明宝钞始行后,明代各帝均未改变过大明宝钞的名称或形制,继续按最初的大明宝钞发行,整个明代两百七十多年就只发行过大明宝钞这一种纸钞,而且最大面值始终是一贯,没有发行过更大面值的纸钞,这种高度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在中国货币史上实属罕见。
明初时,明政府大力推行纸币,禁用金银交易,只铸造了少量铜钱,对铜钱也时禁时放,但是事与愿违,大明宝钞发行后就一直贬值,渐渐被民间弃用。
明初洪武年间,明政府几乎每年都对外用兵,为解决军费而大量发行纸钞,造成纸钞贬值。到洪武三十年时,一贯宝钞只值铜钱71文,值白银0.071两,相当于纸钞兑铜钱和兑白银价值都缩水了93%。
洪武之后的永乐年间,财政开支庞大,宝钞更是滥发,是整个明朝通胀最为剧烈的时期。到洪熙元年时,官米价较洪武九年涨了二十五倍,这还只是按照官方俸禄发放计算的,如果是民间市价计算,那涨得更多。
明政府试图遏制贬值,措施包括:停发新钞,销毁旧烂钞;增加税收,收缩流通中纸币;重罪厚赏,强迫人们使用纸钞。这些措施暂时性缓解了纸钞贬值,不过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流通中纸钞过多的“病根”是:明政府不用新钞回收旧钞,只发行,不回收,这必然会造成流通中纸钞越积越多,这是明代钞法的一大漏洞,而且大明宝钞发行不分界,不兑现,政府发行随意,毫无约束。
大明宝钞因贬值严重,渐渐被民间弃用,百姓转向用白银和铜钱。1435年和1436年,明政府无奈宣布取消铜钱禁令和银禁令,纸币让位于白银和铜钱,而同时依然承认大明宝钞的通行力,但是民间已基本不用纸钞,流通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再往后,大明宝钞更是一路飞跌,如同废纸,大明宝钞就这样逐渐销匿。
明朝时钱庄兴起,主要从事钱币兑换业务,包括金银、铜钱、纸币的兑换,大明宝钞停用后,民间的当铺或钱庄发行纸钞,在民间流转使用,这些民间纸钞能兑换铜钱或银两,因而也被称为“钱票”或“银票”,明政府并未对其禁止。
到清朝时,清政府发行纸币较为谨慎,满洲人是金人的后裔,因而对之前金国的纸币疯狂贬值有过刻骨铭心之痛,所以发行纸币一般为度一时难关,难关一过,就停用废止。也正因如此,清朝的纸币大致可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一,顺治年间的钞贯;二,咸丰年间的官票和宝钞;三,清末光绪宣统的兑换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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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八年,军费开支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清政府发行纸币“钞贯”,钞贯发行量较少,而且十年后即停止发行了。此后的190多年,清政府再也没有发行过纸钞。
虽钞贯停发,但民间的各类钱庄和典当铺仍在发行各种银票和钱票,这些民间银钱票十分繁杂,货币功能也有限。当时清政府对于市面上的民间私票并不禁止,民间私票在整个清朝一直存在,从未被取缔。
咸丰三年,清政府发行两种纸币:一、大清宝钞,以铜钱为单位,又称“钱钞”或“钱票”,按面值分九等;二、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面值分等较多。咸丰宝钞和官票发行后很快就发生通胀,到1861年时,宝钞和官票被清退出市场,和顺治钞贯一样短命。
▼图:大清宝钞,票面上书“准足制钱五百文”,即面值五百文制钱,咸丰四年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清朝户部官票,票面上书汉满文“户部官票”,中书“准二两平足色银伍拾两”,即面值五十两白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外,咸丰年间,不但本国钱庄银号发行的私票在市面上流通,一些在华设立的外商银行也大都在中国境内发行钞票流通,外商银行的钞票分为两类:一种是银元票或银两票,另一种是以外币为单位的钞票。清政府也从未禁止外商银行的钞票,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外商银行钞票一直都在中国境内流通。
▼图:清朝时,外商在华银行发行的各类纸钞,这些外国银行纸币不受清政府的监督,也不向清政府登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到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次年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用中英两种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也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钞票。接着,各省的地方官钱局也开始发行新式钞票,湖北官钱局最先发行,各地方官钱局发行的纸钞并不统一,印刷和面值各异,限于本省或某些地区流通。
▼图:中国通商银行拾两银票。票面正面中央写有“中国通商银行”、“拾两”,“凭票即付”、“执此为照”、“京城京平足银”、“只认票不认人”,背面皆用英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湖北省官钱局十两银票,票面正面中央书“湖北官钱局”、“凭票取估平宝银拾两整”、“光绪三十年正月吉日”、“闰字第柒百号”以及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头像;背面为光绪二十九年发布的告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光绪三十年,清政府户部设立户部银行,次年印制“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为清政府首次发行的官方纸币,也分银两票和银元票,票面都印有地名,限当地使用。
▼图:大清户部银行拾圆兑换券,票面正面中间写“拾圆”,中下横写“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地名“天津”;票面右边竖写“天津通用银圆”;左边竖写“光绪三十二年印”,背面全用英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之后,大清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后,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的票面改用大清银行名称,其他的图案文字均不变。
清朝末年时,中国境内流通的纸币十分繁杂,按发行单位可分为五类:一,清中央政府;二,各省官银钱局,为各省官方金融机构,每省都当有一家,有些省份有两家,发行纸币数量较多;三,民间的信用机构,如钱庄、当铺、银号、票号等,虽然每家发行的数量不多,但总加起来,数量也相当多;四,中国本土的新式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和交通银行,还有其他中国人自设的银行,发行纸币的有十家,发行纸币量少;五,外商在华银行,大约有十二三家,发行纸币量也较多。
清朝快灭亡时,宣统帝试图统一纸币,但是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亡。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控制政权。1912年2月,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1913年,北洋政府规定中国银行为国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之后1914年,交通银行也成为北洋政府的官方银行,也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交通银行是1908年成立的清政府官办银行。
▼图: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发行的“壹佰圆”国币。来源于网络。
民国初时,各省的地方银行和官银钱号仍与清末一样,皆在继续发行各种纸币,且严重滥发,这使得中、交两行的纸币推行遇到阻力。北洋政府试图统一纸币,在1915年颁布了《取缔纸币条例》,但由于地方军阀割据,条例无法推行。
1916年还爆发了著名的“京钞风潮”,当时袁世凯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储备现银挪用一空,导致无法中、交两行的纸钞无法兑现,爆发停兑危机。
从民国初一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由于政权分裂,政局动荡,中国境内的纸币流通状况就十分混乱,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和地方官银钱局都在各自发行纸币,私票盛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大四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其中,中央银行由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立,为国民政府的政府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是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于1935年合并而成。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改革,将纸币发行权集中于“大四行”,大四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一切公私收付均用法币,其他各类纸币不准增发,并限期兑换为法币;同时,民间的各类白银或银本位币都要兑换成法币,相当于实行白银国有;法币盯住英镑和美元,成为英美共管货币。
▼图: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壹仟圆”样票,印制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1935年法币改革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法币改革使得铸币权实现了集中统一,此后,中国的混乱货币流通状况趋于统一。更重要的是,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纸币时代正式从“可兑现”阶段转向“不可兑现”阶段,中国货币史从“金属纸币、纸币共存时代”,正式转向“单一、纯粹的法定纸币时代”。此后至今,纸币在货币流通中占据垄断地位,纸币本身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其存在和流通全靠政府的信用做支撑,以政府强权而推行。虽然此前早在宋朝时就已出现不兑现的纸币,但是当时纸币不兑现并未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而且宋金元明清时期,白银和铜钱依然流通,纸币时常都能兑换成白银或铜钱,纸币也并无垄断地位,因而当时的纸币仍处于金属本位制状态,而不是纯粹的纸币本位制。
法币改革不久后就是抗日战争,庞大的军政开支压力下,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抗战八年,重庆物价上涨1226倍,法币膨胀478倍,形成超级恶性通胀。之后的国共内战三年,又是一轮超级恶性通胀,到1948年8月,法币数量是抗战前夕47万倍,物价是抗战前3492万倍。又是一次中国货币史上罕见的纸币恶性贬值!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年12月,中共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即人民币。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第一套人民币陆续发行。
▼图:第一套人民币伍拾圆,来源于网络。
1951年底,人民币实现全国统一流通,为中国境内唯一法定货币。
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共已发行五套,现流通中的基本都是第五套人民币。建国初期,万业凋敝,百废待兴,人民币也未逃过恶性通胀的厄运。
此外,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还出现过一种特殊的纸币——票证,存续了四十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退出流通。
纸币自诞生以来已有千年,而不兑现的法定纸币在中国已行用八十多年。目前,全世界各国基本均用不兑现的法定纸币,仅靠政府信用支撑流通,而纸币滥发和币值不稳定的问题也没有哪国政府能有效解决,纸币的致命缺陷依然无解。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货币史》第二版,彭信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
《中国货币演变史》第二版,千家驹郭彦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张履鹏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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