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然主义与其他先验论或神秘主义方法论的长期对峙为相对主义的登场创造了可能性，但诉诸效用的相对主义真理辩护并不成功，将真理相对于可能世界、命题内容相对于语境更有前景。绝对主义者切割真理与价值评判联系的实陈趋善论证，实际上暗中运用了真理概念。威廉森反驳可错论衍推不可知论的算术论证不成立，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认知模态词项“可能错”与“实际错”加以简要证明。威廉森批评道德相对主义，是建立于消解语义外在论，但价值评判词汇的文化语境敏感特征并未改变，相对主义依然如是。
关键词
相对主义真理知识可错论价值
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哲学这门本来就小众化的学科更是被日益压榨，越来越呈现出职业化、技术化或八股文化倾向，远离普通读者群，处于被时代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非但如此，因受制于写作形式，多数哲学作品行文刻板、机械，犹如同一台机器制造的风格雷同的工业产品，鲜有创见性成果出现，更难见生机勃勃的前景。英国著名哲学家蒂莫西·威廉森的新著《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则一反常态，采用回归柏拉图式对话体写作，试图扭转这一哲学窘境，让枯燥、僵化的抽象哲学争论透过生动活泼的日常琐事显现出来，赋予古老的哲学学科以崭新的生命力。
该著作以四幕话剧展开其核心议题的讨论，通过剧中四位主要角色之口呈现当代哲学的相对主义论争以及威廉森本人的认识。相对主义是一个重要哲学传统，也是当代哲学突破语言哲学渗透至形而上学、认识论等分支的一种最初理论形态。在当代，相对主义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蒯因提出的本体论相对性学说，其后又在逻辑学、语义学、认识论及道德哲学等领域产生不同变体，影响深远。借剧中人物的对话，威廉森表达了在他眼中相对主义的产生背景和主要洞见，指出相对主义陷入的困境，并经过概念、命题的辨析，提出一种绝对主义见解。全书主题集中，各幕衔接紧凑，对话机智幽默，语言也充满着生活气息。不过，细究之下，书中不少论点及相应论证都远不够充分。据此，本着与威廉森教授深入交流的宗旨，笔者将透过该书主要剧情，剖析其主要论题及理据，批驳其中的谬误及不足，补充或新构一些关键性论证，以使大众获得相对主义论争一个更全面的概观。
一、自然主义方法论之争
莎拉是一个科学主义者，鲍勃是一个巫术迷信者，他俩是老朋友。他们在火车上偶遇，聊起鲍勃的腿因为自家花园围墙倒塌而受伤。鲍勃认为是邻居老太太对围墙施加咒语，从而导致其倒塌并砸伤自己的腿。莎拉认为鲍勃的看法在21世纪是不可理喻的，他根本不能解释魔法、咒语起作用的机制，完美的科学则可以解释这一事件。鲍勃反驳说莎拉的观点只是对科学的一种信仰，现代科学也不能解释这件事情，科学无能为力的事情很多，自由意志难题就是一个证明：“无论如何，我敢打，你也不能解释我要去种花的想法如何使我的腿运动，让我走进花园。”随后，两人又就科学及巫术成功运作的证据展开辩论。莎拉坚信科学可以成功地解释很多事情，这一点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或其他可靠数据得到证实；鲍勃则将巫婆不能公开站出来解释巫术如何起作用的原因，归咎于现代社会的偏见：许多巫婆因为尝试这么做而受到迫害与惩罚。两人的观点不可调和，都坚称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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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们争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解释一个现象，两人共同假设了有一个足以说明该现象出现的实在因果关系：在莎拉看来，这一实在的因果关系是自然律的一个表现；而在鲍勃眼中，它是超自然巫术或咒语的魔力显现。莎拉和鲍勃在第一幕话剧中的争论，生动地反映出自然主义方法论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处境：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哲学领域打下的鲜明烙印，它远未一统天下。早在逻辑实证主义阶段，自然主义者就提出，只有包含公共可观察、证实的经验内容，一个句子才可能为真，甚至才可能有意义。但是，一方面，在技术上全称命题无法被证实，因而会导致几乎所有以探究普遍规律为目标的自然科学论断沦为不真不假的无意义命题。另一方面，即令逻辑实证主义信条自身，也会由于缺乏经验内容，而被判定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呓语。而进入当前形而上学议题，自然主义方案面临着更多的疑难，比如鲍勃提到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将人类的一切行动都看成自然因果律机械作用的结果，这些行动似乎就都是历史、因果地注定如此；在自然主义决定论解释下，人类的意志自由实际上被消解、被解构为一个幻象，不再具有实在的形而上学意义；如果人类不再实在地具有支配自身行动的意志自由，则一切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法律规范都将失去形而上学基础，没有人理应为这些规范所约束，也不会有人因为违反它们需要承担责任。基于以上理论及实践的现实状况，在抽象的人文学科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第一哲学与自然主义两种方法论分庭抗争，并且这种局面似乎也将继续延续下去。当然，相比于莎拉的咄咄逼人，超自然力量信奉者鲍勃更多是被动地防守辩护，从社会、历史的侧面视角，将巫术作用机制的神秘与不为人知，归结为压迫、社会偏见。这也真实地反映出技术化时代在强势的自然主义文化氛围中弱势文化形态的退守与挣扎，排斥与歧视本身就是与文化竞争互为因果、相互渗透的东西。
二、相对主义者的困境
莎拉和鲍勃激辩正酣之际，相对主义者扎克登场了，他试图做一个调停争端的和事佬。扎克认为，对错只是相对的：从现代科学的立场看，莎拉是正确的；从传统巫术的立场看，鲍勃也是正确的。没有脱离特定视角的真理，对与错不是绝对的。在扎克看来，绝对真理观在思想上会导致不宽容的独断论，在实践上则会导致杀戮、轰炸及入侵等悲剧，他甚至拒绝使用“真”“假”这样的词语，认为“‘真’：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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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主义遭到莎拉和鲍勃的重创。比如，扎克声称相对主义只考虑观点的效果或结果，以此决定选择哪一观点，因此相对主义可以避免绝对主义的惨烈后果，它比绝对主义更好。鲍勃则反击指出，如果相对主义更好的话，那么作为相对主义者，扎克应该选择相信巫术而不是现代科学，因为现代科学可能最终通过污染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人类，而巫术不会，但事实上扎克并没有这么做。莎拉批评说效果的好或坏因人而异，大屠杀的后果对某些人而言是好的，因此某些“好”的观点照样会造成惨烈结果，相对主义并不像扎克所说的那样可以避免这些悲剧。进一步地，莎拉还论证了相对主义并不蕴含宽容：“它并不蕴含他没有权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除此之外，扎克的相对主义还遭遇无穷倒退、自我认识等严重责难，他拒绝真理的态度甚至被斥为缺乏真诚。在鲍勃和莎拉的轮番攻击下，扎克疲于应战，陷入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
相对主义有着悠久的哲学史渊源，早在古希腊时代普罗泰戈拉就提出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及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甚而有“人为自然立法”的论题。其主要信条为真理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甚至因人而异：由于人们持有不同的理论或信念体系，同一个语句或命题完全可能因为与一个理论或信念体系内的其他“真”命题相融贯，在信奉这一理论的人眼里就是真理，而因为与另外一个理论或信念体系内的“真”命题不一致，在接受那一信念体系的人看来则是谬误，例如剧中鲍勃腿伤的巫术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实在论的真理观，即没有独立于人类认知的形而上学真理，“由独立于我们的实在所确定的真值概念应该抛弃。陈述为真的观念应该替换成被证明为真：一个陈述句的内容在于需要什么来证明它是真的”。
但在剧中，扎克从后果或效用的角度为相对主义所做的辩护，实际上并不成功。真理与效用分别属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两个不同哲学范畴的概念，真理是句子或命题的语义属性，可以引申为真理的承载者，效用则是一个事件或现象产生的影响。真理未必总是产生良好的效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失序和恐慌等严重后果。因此，从效用视角说明真理的实用主义策略基本是不可取的。另外，这样的辩护策略事实上将相对主义置于庸俗化的危险境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怂恿投机者的风险，在投机者看来没有真理，没有真相，也没有谎言，只有利益，只有结果。于是，即使扎克所声称的相对主义宽容性也难以实现：试想，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以逐利为终极目标的投机者心怀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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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扎克的相对主义辩护没有得到其他两位剧中人的认同，当代哲学还是提供了一些更为专业的论理。一些分析哲学家从更为基础的逻辑语义学视角出发，不但将真假概念处理为相对于可能世界，而且将作为真值载体的句子所表达内容相对于行动者、时间、地点等语境要素，甚至在语义外在论者看来，“水”“柠檬”等最基本自然种类词的意义也部分地取决于语境世界，从而试图在根本上瓦解真理的绝对主义观念。但真理相对于可能世界，实际并未表明其相对性，只是更技术化地表现了真假的确定除了部分地取决于语句所表达内容，也部分地取决于外部世界中的事实，而这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也接受的基本语义规则。至于索引性语句所提出的相对主义挑战，似乎也可以通过明确真值承载者加以说明。若将仅表达字面意义的索引性语句本身看成真值承载者，的确真理是因行动者、时间或地点等语境因素而有所差异，因为不同语境下句子所表达内容各不相同。但若将特定语境下索引性语句所表达命题内容当作真值承载者，则语境因素将不再影响命题内容，也就不存在真值承载者的真假相对于语境的担忧：索引性语句“我被围墙砸伤腿”的表述者是鲍勃时，它所表达的命题内容得以确定为“鲍勃被围墙砸伤腿”，后者的真在四幕话剧中是绝对的，不会因人而异。可见，即使从语义学、逻辑学等哲学基础理论腹地展开的更为专业的相对主义辩护进路，也仍然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
三、信念的相对性与知识的不确定
罗克珊娜在第二幕的加入让讨论更为深入，她是一个略显自负、不太合群的逻辑学家。她让扎克认识到，即使不使用“真”或“假”这样的词语，在实话实说比不实话实说好的默认假设下，信念的好与坏之类的价值比较争议一样会产生。更为重要的是，罗克珊娜澄清了弥漫在扎克、鲍勃和莎拉三人对话之中真与确定性的混淆，将“真”界定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确定性”则被视为一个认知概念。她的一个例证是他们乘坐的这列火车上的硬币数，没有人能知道或确定这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但事实上两个句子中肯定有一个是真的，因此，一定有一个不确定的真的句子实例，真并不蕴含确定性。据此，罗克珊娜成功地促使莎拉由概率主义者转变为可错论者：“记住，真不是确定。科学坚持真假之分，但科学精神使我们自我批判，并且宽容对立的意见，因为我们都可能犯错……在这种意义上，我称自己为‘可错论者’”。但罗克珊娜并不认同泛可错论。通过讨论“5+7=12”这个简单的算术题，她迫使莎拉承认我们人类虽然是可错的物种，但也在许多认识或信念上不是错误的。“可错论的要点更抽象：人类在任何思想领域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是有可能犯错的”。她进一步指出：“可错论只是对人类可错性的一般提醒”，由可错论，并不会得出人类不拥有任何知识的不可知论推论。莎拉也由此意识到，“为‘我知道’建立一种我们永远达不到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为‘我有可能是错的’建立一种我们总是达到的标准也同样没有意义。为什么要设立不可能通过，或不可能通不过的测试呢？”在这里，借莎拉之口，威廉森教授实际上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十分另类的认识论主张——知识是首要的，不可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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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谓词“真”和“假”的使用与效用切割开来，罗克珊娜利用实陈趋善默认假设说明：如果一个陈述的内容属实，那么这么说就是实话实说，不这么说就是不实话实说，既然已默认假定实话实说比不实话实说更好，这么陈述就比不这么陈述更好；所以，每一个陈述自身都衍推一个价值判断——这么陈述比不这么陈述更好。即使不使用谓词“真”和“假”，照样会出现价值评判上的冲突乃至不宽容。这个论证思路缺失或隐藏的前提是每个陈述者都相信他的陈述内容属实，否则就算姑且将默认假设作为大前提接受，陈述者的价值判断也会因为没有小前提的支持而无从得出，甚至无法确定价值判断的主体。“陈述者相信他的陈述内容属实”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真”这样的词语，但终归是在命题态度层面“陈述者相信命题为真”的另一种隐蔽说法。价值比较争议在字面上不再依赖“真”“假”谓词，相反，这种依赖性渗透至认知、思维层面。因此，罗克珊娜与其说切断了真谓词与效用之间的联系，不如说强化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其论理实质上是借助真理与效用之间的衍推关系而产生威力。另外，实陈趋善假设并不成立，如本文第二节提到的真理引发社会恐慌，在现实生活中它也不为人们接受，实话实说未必总是比不实话实说好，有时候不实话实说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或效用，如善意的谎言有时候更能激励人们，帮助人们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罗克珊娜完全可以祛除真诚言说的实陈趋善假设，直接从实用主义视角切割真理与效用，论证任何言说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而无关陈述内容是否为真理。
区分真和确定性，反映出罗克珊娜的实在论真理观。她认为，不管认知主体是否确定，真理就在那里，它是一种实在。实在论者认为，真是一个独立于认知的形而上学概念，是由外部实在所确定的语句、陈述或命题属性。按照这种真理观，扎克的相对主义就不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应修正为信念或认识的相对性。决定认知主体接受或拒绝一个信念的不是外部实在，而是他的经验和已有信念体系。即使外部实在是唯一的，认知者完全有可能在同样的经验面前选择不同的信念：当一只筷子插入水中时，人们看到的是筷子变得弯曲，生活常识有限的儿童会将命题“水会使筷子弯曲”直接纳入自己的信念体系，因为它跟儿童现有的常识信念体系并不冲突；相反，成人则会拒绝这个命题，将这一现象理解为幻觉，因为它与成人现有信念体系中的知识相冲突。两者权衡，人们一般会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即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修改信念系统中的既有理论知识，只会将与理论知识冲突的当下经验命题“解释”掉。不过，当理论知识千疮百孔，拆东墙补西墙，贫于应对经验反例时，人们就只能修改某些理论知识，极端情况下甚至某些确定无疑的逻辑知识也不得不修改或放弃，从而有所谓逻辑实用主义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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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和确定性在本性上的不同，真不蕴含确定性，我们也可以推断被认识到的真理未必都是确定的，也是可以质疑的。如果要求知识都是确定的，那么现有的经验知识都将被排除于知识之外，因为它们都不是确定的：完全有可能这些经验通通都是输入钵中大脑皮层的脉冲电流刺激，根本没有决定这些经验知识之为真的事实存在。比如，吴刚收到某杂志社的用稿通知，感到很高兴。通常，由于看到用稿通知，我们便可以断言“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从而成为我们的一条知识。但由于视觉主体实际上是钵中大脑的认知可能性，我们就不能确定命题“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于是，按照知识蕴含确定性假设，我们就没有“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这样一条知识。但这个推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假设不成立，知识不蕴含确定性。事实上，“大部分哲学家的回应或者是否认‘确定性’是一个绝对词项……或者是否认知识要求确定性”。
既然知识与不确定性相容，知识是可怀疑的，就自然会出现知识论上的可错论。虽然我们一般接受可错论并不以不可知论作为后承，但威廉森为罗克珊娜设计的论证台词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作为算术命题，“5+7=12”不是一个经验命题，逻辑主义者早已为算术真命题的分析性提供了详细的证明，因此，这个命题是确定的，不是认知上可错的。既然这样的命题不受怀疑论困扰，拿它作为反不可知论推论的一个例证，就有点避重就轻的感觉。在这里，通过区分认知模态词项“可能错”和“实际错”，可以提供一个概要性证明。命题p在某一认知状态下是错的，即可错的，并不意味着它在实际认知状态下是错的，即实际错。因此，像“吴刚的作品被某杂志社接受”这样的经验命题虽然是可错的，但这并不衍推它实际是错的，经验命题的可错性并不衍推它实际认知的错误，从而切断不可知论推论。
阻断可错论的不可知论迷途，诚然是一种拨乱反正，但由知识是不确定的、可错的，进而提出知识没有标准或不可定义的见解，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必将引发知识、证据、真理及三者之间关系的一种颠覆性理解，这种知识首要的认识论尚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四、道德相对主义
最后，在道德判断的真理问题上，科学主义者莎拉转而同扎克一样持相对主义立场，认为“打嗝”这样的现象在不同文化中会被给予不同道德评判，有些文化会认为这种行为是粗鲁无礼的，而另一些文化则视其为礼貌的。因此，在道德相对主义者看来，“打嗝很无礼”这类道德判断便没有绝对的真、假可言，而要相对具体的语境才有意义。罗克珊娜则一以贯之地坚持绝对主义真理观，认为“一个句子表达的东西依赖于说出它的语境”，只要将语境因素补充进句子中，道德判断一样获得绝对的真、假值：比如，“打嗝在莎拉的文化中很无礼”，以及“打嗝在罗克珊娜哥哥的文化中有礼貌”都是真的价值判断。
在笔者看来，罗克珊娜的这种道德绝对主义捍卫方式显然过于简约，难以令人满意。人们说“好”“礼貌”“粗鲁”“自私”这样的道德评判词汇是相对性的，是指它们没有绝对、统一的评价标准，不同文化可能赋予它们截然不同的涵义，同一个行为举止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可能会被贴上完全相反的道德评价标签。罗克珊娜式论理只是施了一个语言表达上的障眼法，将词汇涵义的语义外在论问题偷换为语句真值的相对性，于是，道德评判语句“打嗝很无礼”为真的相对性就可以转变为经语境限定后语句“在莎拉的文化中打嗝很无礼”为真的绝对性，似乎这样就可以轻易地化解道德相对主义。然而，决定一个评判绝对性的不仅是它绝对为真，还要看它所表达的命题内容。比如，“扎克体温38°C表明他在发烧”之所以是一个关于“发烧”的绝对性判定，不仅因为这个语句在任何情形下都为真，还因为我们在科学上为词项“发烧”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从而该语句表达了一个独立于评价或赋值情形的完整涵义，体温38°C早已达到这一标准，按照“发烧”一词的语义约定，这个语句甚至可以被称为是分析性的，从而派生出相应判定的绝对性。反之，“打嗝很无礼”之所以是相对性的判定，一方面因为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会获得不同真值；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因为“无礼”这个词不具有字面意义上足以确定外延的内容，不同民族或地域文化会赋予它不同涵义，包含它的语句也就不能独立地表达一个命题，只有诉诸评价语境，“打嗝很无礼”才能表达一个命题内容，进而获得真值，从而出现这一“无礼”判定的相对性。罗克珊娜式语句“在莎拉的文化中打嗝很无礼”虽然在任何情形下都为真，但这是因为短语“在莎拉的文化中无礼”有明确的完整语义，该语义内容足以将打嗝现象纳入其外延，才出现这一语句分析为真。因此，这不是一个“无礼”道德判断绝对性的例证，而是表明了“在莎拉的文化中无礼”道德判断的绝对性。道德相对主义在罗克珊娜的台词中顽强地存活下来。
五、结语
至此，我们得以窥探当代相对主义论争的一个较全面概貌。自然主义与其他先验论或神秘主义方法论的长期对峙共存表明，也许没有一种排他的统一实在论可以合理解释一切，从而为相对主义的登场敞开一扇窗。但诉诸效用的相对主义真理辩护并不成功，将真理相对于可能世界、命题内容相对于语境的语义学进路是一条更有前景的计策。绝对主义者切割真理与价值评判联系的实陈趋善论证，实际上暗中运用了真理概念，其大前提也不成立。知识论上的可错论并不衍推不可知论，但威廉森提供的算术论证并不成立，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认知模态词项“可能错”与“实际错”加以简要证明，知识首要认识论仍有待时间检验。威廉森批评道德相对主义，是建立于消解语义外在论，但价值评判词汇的文化语境敏感特征并未改变，相对主义依然如是。当然，绝对主义者如威廉森可以提出更系统的应对策略，相对主义论争也将在更深层面为人类理解实在、真理、意义、知识和价值搭建一架可以依靠的梯子。
作者简介：张力锋，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3期
编辑/杨宇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逻辑与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模态认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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