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2/793年的币制改革是查理曼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币制改革，也是学界给予极高评价的一次改革。
这场改革是强有力且全方位的，它以货币的标准化和造币权力的集中化为目标，对货币制度及相关措施进行了改进、规范和创新。绝大多数措施得到了很好地执行，成功地在较短时间内结束了过去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混乱局面，并为之后加洛林国王和中世纪西欧君主提供了良好的标准和范例。
改革的促发因素
关于促发币制改革的具体原因，学术界当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消除贬值货币、统一货币规范、便利货币兑换和计算被认为是查理曼继续改革的重要原因，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加洛林王国的统一需要，也切合查理曼的治国路线，但币制改革最终于792/793年发起必然有其历史契机，而不仅仅是依靠以上愿望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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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793年发生的三件大事：王国境内发生大饥荒、修建连接莱茵河和多瑙河支流的大运河，以及驼背丕平为首发起的地方叛乱，都有可能是促发这次改革的直接原因。
缓解饥荒危机
据文献记载，加洛林王朝在792年~793年遭遇了饥荒，这次饥荒相当严重，且饥荒的泛滥也导致了谷物价格的上涨。为缓解波及全国的大饥荒以及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查理曼很可能去寻求额外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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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改革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造币合同通常规定了造币收益，即制造一批硬币时统治者应得的利润、金条的价格、造币者的工资和雇主应得的金额。每种产品的利润都是固定的，只有大量生产，统治者和造币者才能变得更加富有。丕平三世754/755年敕令中的一项法令展示了这种分配方式：一个货币制造者有权获得用于造币的22个索里达中的1个。到查理曼时期，王室造币场很可能延续这种政策而收取类似的费用，以增加财政税收。同时，货币改革也意味着新币替换旧币，当不同币值进行兑换时，旧币通常很难兑换到等价的新币。斯坦尼斯拉夫·苏霍多尔斯基就提出，在查理曼的改革之后，新银币与改革前的硬币以高于其内在价值的比率交换，其中的差额归中央财政所有，这可能为国王提供了另一个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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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继前一年的饥荒之后，查理曼于794年在法兰克福大会上采取全面而严厉的措施，引入新的计量单位、重量和货币，根据新的莫迪乌斯乌斯确定谷物和面包的最高价格，并以国家名义以较低价格卖给穷人，同时要求教会为穷人提供帮助，要求教堂和修道院为饥荒结束而祈祷。794年在法兰克福发布的这一最高教会权威决议不仅证明了加洛林宫廷对大饥荒后对民众的道德关怀和经济支持，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推行货币改革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场货币改革最终使德涅尔币重量增加约30%，货币购买力也随之增加。
因此，查理曼在这一时期进行货币改革，很可能有增加财政税收、提升民众购买力以缓解民众饥荒压力的目的。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的例证是，在同一时期麦西亚王国也遭遇了严重饥荒，其统治者奥法与查理曼一样对货币及度量衡采取了较大程度的改革。修建运河促使币制改革的另一个压力可能源于793年查理曼尝试修建一条连接莱茵河和多瑙河支流的运河。
据编年史记载，这条运河原计划长2000步，宽300英尺，可能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科技水平不足，文献资料及地理考古发现均表明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在当年秋天结束时，这一工程没有达到它的既定目标，最终仅修造了一条宽度约5~6米、深度为60~80厘米的窄而浅的运河。
这样一项可能由6000人在几个月内完成的项目需要极其充分的后勤准备，因为它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人的体力劳动和大量资源。此外，这次修建也必须为特殊设备和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支付金钱，因为现代研究表明，这条人工运河的建设在当时实际具有着相当高的水准。在这样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推行币制改革可以被视为这个非凡项目提供额外财政资源的一种手段。
宣传：对叛乱的回应
除了社会危机和财政方面的原因之外，查理曼在792/793年进行货币改革可能还有很强的动机。驼背丕平的叛乱在法兰克王国中心地带得到部分贵族的支持，可以看作是查理曼作为法兰克人领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表现。而新的币制改革，将印有查理曼名字的新硬币广泛引入，很可能是对这种感知到的合法性危机的宣传性回应。查理曼在当时的头衔全称包含有“伦巴德国王和罗马贵族”，然而在792/793的形势下，“法兰克国王”的头衔似乎更重要，而新硬币头衔名称也突出了这一点。
查理曼对新硬币的图案设计一定渗透有其意图，硬币使用者——如公证人旺达尔加里乌斯收到了皇家信息——他们可以看到新德涅尔币被看作皇家权威的象征与查理曼的印章一起被描绘于法律书籍上，而该法律书籍将会为查理曼的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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